文 | 阿吉（国际经济系1班）
一
“卤煮岁月”这个题目不是我起的，是罗健（法八）的话题。今年3月的一天，罗健在“法大85班QQ群”发帖，邀请同学们择日一起品尝“陈小常”做的卤煮。当时网上的男生丁海波（法八）、陈杰（政治学）和我都兴奋不已，但以美食闻名的群主卓彤（法八）却问了一个问题——卤煮是什么？
为了让信奉西方肯德基主义的卓同皈依卤肉这一中华大食，我们在QQ上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所谓“卤肉”，是“卤肉火烧饼”的简称，是北京最有名的小吃之一。说简单点，就是“猪杂碎”。将小肠、猪肺、炸豆腐、火烧饼（即芝麻饼，作为主食）放入老汤煮至软烂，食用时切段切块，浇上卤汁，再加入蒜汁、腐乳酱、香菜、辣椒油等即可。“小长陈”是知名度最高的卤肉品牌，因创始人姓陈而得名，相传源于清朝。在QQ上，卓同问：“卤肉什么味道？” 罗健很动情地回答道：“就是无法描述的精彩部分。”
就在卓桐被撩起兴致的时候，贾玲（律三）从一旁冲出来说道：“卓，那些你不能吃！”随后赵玉红（律三）火上浇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朱云芳（律八）矜持地说，“肠胃心肝肺我才不管呢”……这三个鄙视本土饮食文化的北京姑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拯救了即将被拉入“猪杂碎”的广东姐姐们，顺便宣布，美貌与美食相结合的想法其实很不靠谱。
卤肉基本上就是一张区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男人和女人的试卷。一般来说，男人即使不喜欢，也要装作喜欢，否则太没有男人味了；女人即使垂涎欲滴，也要装作远离，否则太侮辱淑女的名声了。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们班几个男生约好一起吃卤肉，一向淑女范儿十足的王英强烈要求一起吃，把我们吓了一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赴约，王英还时不时打电话询问，甚至怀疑我们故意把她丢下了。这件事让我对王英有了新的认识。 一个顶着教授头衔的知识女，能“食无羞耻”，如此贴近百姓粗俗的口味，柔弱的外表下藏着直率坚强的内心，真是“花木兰”转世，让我们对她的敬佩如江水般涌来，令人生畏。
QQ上给绿竹的约终于在四月的一天，我没能参加，因为前两天我妈妈突然去世了，我赶往上海参加葬礼。那天晚上，我正忙着处理妈妈的葬礼，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在绿竹的聚餐上收到了崔健（政治学）的短信，让我代陈三（政治学）、丁海波（法八）、罗健、黄伟（政治学）悼念，“替我们给妈妈磕个头”。在人生大悲之时，我躲在屋外，在夜空下读着这条短信，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直到今天，我仍然把这条短信珍藏在手机里，就像保存着绿竹在过去几年里带给我的感动和安慰。
二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卤煮的，肯定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以美食精致闻名、骨子里带着小资情调的家乡，根本无法理解和创造卤煮这种屁股大、胸部丰满、风格奔放的美食。
现在回想起来，红烧肉之所以在生命史中远远超越了食物的意义，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个灰暗的夏天有关，我把它当做红烧肉那几年的起点。那时，我刚刚毕业，失去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好不容易在北京南部的一所学校谋得了一份教职。在绝望的日子里，我没有住单位的集体宿舍，而是每天奔波几十公里（单位设在南二环先农坛体育场），继续像游击战士一样住在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似乎只有回到校园，看到熟悉的建筑和面孔，青春的幻觉才能延续，缓解说不出的孤独。
在一个无人幸免的时代，命运的洪流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血都冲刷成了一片荒凉。位于校路41号的注定要被载入国史册的悲惨校园里，挤满了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活下去”成了最卑微、最奢侈的愿望，一起取暖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我记不清是谁最先发现小西天的红烧肉店。
从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东门出，经地下通道到小月河大桥，顺着芳草溪交织、蕴含着无数青春美好回忆的小月河畔小路，一路向南，到明光村路口，再向东拐，沿路北行，一直走到小西天。北师大南墙外，有一家小馆子，只有四五张小木桌，专做卤菜。香气仿佛掩盖了血腥的空气，从此成为我们的精神地标。
八十年代末的夏天，夕阳西下，总会有一群四五到十几人的年轻人从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的东门涌出，顺着这条路线，奔向红烧肉馆。在我的记忆里，我和86级的王俊秀、孙国栋、李政，84级的吴汉声（已毕业在校刊工作）、李成林（已毕业在外省工作，当时恰好滞留在北京），还有即将留校的研究生张守东，几乎每天都会重复这趟“红烧肉之旅”。时不时地，留校的84级的张闻天、已经毕业的84级的郭培源和处境极其困难的研究生老普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好像还有85级的陈杰，还有87级、88级的几个学弟学妹。
3元还是2元（好像是这个价位，记不清了，也许更便宜）一碗卤肉，让资金有限、身体饥饿的年轻人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丰厚的福利。但之前经历过一次众所周知的“断食”运动后，我的胃处于史上最差时期。前几次卤肉，大快朵颐后很快就上吐下泻。最后，我每次吃饭前都提前服用黄连素，这样脆弱的胃和激情四射的卤肉才勉强达成和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残行为，不仅是因为无法抵挡卤肉的诱惑，更是因为，在那个青春无法放逐的时刻，那家卤肉店成了绝对不可缺少的情绪宣泄场所。
红烧肉馆每天都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一群瘦骨嶙峋（当时他们普遍是这个体型，俊秀回忆说，他们吃完红烧肉后就开始发胖了），披着凌乱的长发（当时他们普遍是这个体型，好像是那个年代愤青的象征），面带愁容（当时他们普遍是这个表情，这个不用解释），一边嚼着红烧肉，一边喝着啤酒。很快，空瓶就堆满了餐桌，卸了下来，很快又装满了。至少对我来说，我一生中喝得最酣畅淋漓、最要命的一次，就是借酒消愁的那个历史性时刻。
伴着微醺或醉意的情怀、愤怒的咒骂、绝望的泪水、青春的反抗……所有汉字已无法准确描述的复杂情绪，如洪水般倾泻而出。个人命运、现状处境、国家前途……如时代的筹码般孤魂野鬼，游走在庞大的告白群里。每个人都成了重复抒情文字的“患者”——记得守东曾创造了一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慷慨激昂的言语暴力，不允许别人插话。仿佛是为了击溃这座城市的暴力精神，餐桌上经常被打得哗啦哗啦，偶尔会堆满啤酒瓶碎片和一群破碎的情绪（因为有瓶押金，所以只能偶尔砸碎），就连红烧肉也成了卷舌的发泄口……时间在那个夏天彻底失去了界限。 常常是夜幕降临，夏日的微风吹过之后，一群摇摇晃晃的年轻人，恋恋不舍地离开卤肉馆，唱着不合拍的《国际歌》，踉踉跄跄地回到校园。有时，不愿回到现实的人，会在酒精的熏陶下，倒在小月河边，眼神迷离地仰望寂静的星空。在流淌着吉他和情歌的青青草地上，我们脚踢向天空，奋力跳着无望的飞舞，在寂静的夜色中，突然带着浓浓的酒气，向天空发出一声长问……多少首诗，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醉意中，酝酿出来的。 “小西天/喝了最后一杯酒/这个节日如此光荣/酒能概括我们的/贫穷与富裕的生活/那家酒馆/永生永世/记住它/记住街边的桌子/那美丽的拍打”（引自《小西天：最后一杯酒》，写于当年7月15日，已收录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85：青春的回忆》）。
回首往事，小西天的卤煮餐厅，成为见证一个悲情时代的窗口。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里，激情虽然被掠夺，但人们的心灵却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无数个像卤煮餐厅一样朴实无华的餐厅，收留了无处可去的灵魂，成为疗伤的秘境。在那家卤煮餐厅里，常常会有邻居加入我们的文字盛宴。他们有北师大、北邮的学生，也有住在附近的工人、小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陌生人，被时代的大浪卷到一起，成为精神上的“同路人”。于是，卤煮餐厅展开了一幅“何必相识，何必相识”的画卷：城市底层的小人物、小知识分子，互相拍肩、称兄道弟、互相舔伤口……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指明前进方向的宏大叙事中偶尔充斥着粗俗的语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话语在卤煮餐厅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碰撞并达到高潮，来自民间的朴素正义与学校孕育的理想主义在那一刻紧密相连、交融，滋养出那个特殊时期暴力、英雄的语言美学。
“人”字不再飘渺，而是成为抚慰心灵的真挚温暖。听说我们是法学院的学生，不知名的人们常常会悄悄地给我们买单。有一次，绿竹酒楼旁边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老板非要送我们一包骆驼牌香烟——在那个年代，一包骆驼牌香烟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绿竹酒楼的老板，也是个来历不凡的人。这个满脸风尘的中年男人，其实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道命运怎么捉弄了他，让这个曾经的知识分子视名利为粪土，整天和绿竹为伴。生意不忙的时候，他总会和我们一起。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他多年学到的人生哲学：“政治运动，不能跑在前面，也不能落后，必须跑在中间。”但对于当时满怀热情的我们来说，他的教诲无异于对牛弹琴。
一天深夜，我们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园睡觉。在昏昏欲睡中，门外传来小心翼翼的敲门声。开门后，一个黑影像“地下党员”一样闪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绿竹酒楼的老板。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他打开一个厚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好几大包我们梦寐以求的禁书——《梁漱溟、王世梅、储安平》。他刚刚通过“关系”弄到这本书，连夜送给我们，没有收一分钱。
那段抑郁的日子，似乎每一天都写满了爱恨情仇的传说。也正是在那家红烧肉馆，我目睹了至今都无法抹去的感伤一幕。那一天，正当我们正享受着红烧肉晚餐时，一个眼神绝望、面容清秀、身着黄衫的女孩突然冲了进来。她坐在我们邻桌，举手要了一碗红烧肉和一瓶啤酒，战战兢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边读边泪流满面，然后狠狠地把它撕成了碎片——此时我们已经断定，这是一封没有爱意的信。她仰着头，以惊人的速度喝光了啤酒，又把头埋进红烧肉里，眼泪滴落在碗里。很快，她两三口就把一碗红烧肉吞了下去，也吞下了自己的悲伤。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分钟内。 等我们愣住回过神来，那黄衣女子已经迈着坚毅的身影冲出了门外，刚才还晴朗的天空，此刻却下起了如电影蒙太奇般蒙蒙细雨。望着那纤弱而忧伤的身影消失在街对面，不知为何，心里却像是被鞭打了一般，隐隐作痛。我怜惜她，想追上去安慰她，但这份强烈的冲动最终化作了心底的一声叹息——这世间竟有如此可恨，连爱都不能饶过！
这段日日与红烧肉相伴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入秋，密集的红烧肉晚宴渐渐稀疏，最终大家散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段与红烧肉相伴的时光，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开始展现出它真正的意义，让我心中充满着感恩。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是红烧肉穿过我们的胃、穿过我们的心情、穿过我们的思绪，默默地安慰了一代遍体鳞伤的年轻人。在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后，我们终于接受并习惯了孤独的流浪，开始向未来的生活迈进。
多年后，我多次路过小西天，但红烧肉店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权贵们以拆迁的名义野蛮改变了地理地图，也粗暴地抹去了这座城市的悲情记忆。二十多年来，这座城市浓缩了国家的历史，乘着大时代的车轮走上不归路，不断创造新的繁华，也不断撕开新的伤口。城市里变幻莫测的贪欲驱赶了朴素的浪漫理想。在上流社会的醉酒狂欢中，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被彻底遗忘……这些年来，每当我路过小西天红烧肉店的废墟，总会有幻觉：那些曾经喝酒唱歌的年轻人，是否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悲哀？那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是否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靠卖红烧肉为生？ 那些曾经为我们挣钱当工人的大哥们，在未来的裁员浪潮中，他们是否还撑得住？那个心碎的美丽姑娘，是否找到了幸福的归宿……是的，或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但二十多年前卖红烧肉的那些年，你们是我一生最可靠的亲人！
三
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里，卤肉依然是同学聚会饭桌上的常客，至今我一生中吃卤肉次数最多的记录，就是在那段时间创下的。
那是黄伟组织的一次卤肉会，他当时住在呼宝桥，在电话里很神秘地声称，他家附近有一家北京最正宗的卤肉馆，从清朝就开始营业，至今还存续着，老板是清朝“小肠陈”的第N代传人……
法学院被黄维迷惑的人应该有六七个，现在我只记得1983级的马万明和1984级的郭培源，1984级的王琪是否在其中，我不确定。夜幕渐渐降临，黄维像个引诱日本鬼子进村的红色小恶魔，带着我们穿过窄路小巷，躲避着飞驰的自行车和匆匆的路人。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清朝“小长陈”，原来是一间比小西天卤肉馆还要简陋的小店面。但确实很香，五十米外就能闻到。 小小的店面里挤满了顾客——满头大汗的三轮车夫、卷起裤脚的工人、疲惫不堪的家庭主妇……和这座城市所有的卤肉店一样，清朝“小长陈”在一百多年后向共和国的基层民众张开了怀抱。
不知道是谁先挑起事端的，这场红烧肉晚宴竟然变成了吃红烧肉大赛，在大家的推波助澜下，最终演变成了我和马万明之间的一场打赌——输的人要付这顿晚宴的钱。吃第一碗的时候，大家都要了一个“菜底”和一个馒头。从第二碗开始，就没人在意馒头了，只顾着“菜底”，就是纯粹的猪大肠、猪肺、炸豆腐等等——大家都知道“菜底”好吃，而且还是免费的。红烧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毫无保留地凸显了“猪杂碎”的重要性。虽然叫“菜底”，但直径十七八厘米的碗里还是盛得满满的……一碗、两碗、三碗……空碗很快就堆满了桌子，原本愉悦的享受慢慢变成了艰难的折磨。 我和马万明面面相觑，都希望对方能在这场对抗中迅速败下阵来……当我咬着牙把第七碗红烧肉（准确的说是一碗红烧肉加七碗“菜底”）塞进肚子里的时候，表情极其痛苦地咽下第六碗的马万明终于缴械投降了。
夜里，我双手捂着肿胀的肚子，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虽然这次红烧肉比赛我赢了意志力，但我差点三天不想吃饭，肚子疼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猜可怜的“输了钱又把肚子弄坏了”的马万明，心情也比我好不了多少。相比之下，那些教唆我们打赌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在我的记忆里，黄伟心满意足地吃完了五碗红烧肉，拿了第三名，而其他人至少都吃了四碗。
说起黄伟，在我泸州工作的那几年里，他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和黄伟交往频繁。那时，他住在呼宝桥中央芭蕾舞团的宿舍里，离南二环不远，离我当时所在单位的先农坛体育场只有三四站路的距离。我几乎每周都会骑车到他单人宿舍，和他展开围棋对决，打发无聊的时光。我们两个都是水平相当的“烂棋手”。当年，我用一个围棋对弈软件测了一下自己的围棋水平，大概九级（不要误认为是九段，围棋分九段，一段又分十八级），黄伟的水平也相当。那年头，想找一个能羞辱对方的对手，真是难如登天。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痴迷于围棋，常常早上七八点就开始下，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我们不懂围棋的基本走法，对提高技术也没兴趣，只是陶醉在贬低对方“坏招”的快感中。我们从来没有围棋大师皱眉思考的优雅，而是沉迷于快速随机下棋的自由。我们从来不把围棋当成智力的长距离竞赛，每局从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常常一天下几十局，不断打破围棋史上快棋的记录。往往下了十几步，看到情况不对，就立刻认输，重新开始。我们还有专门的笔记本，详细记录双方的胜负数，这不仅关乎荣誉，更关乎炖肉。 因为我们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在那个清朝的“小陈场”吃的，输的人买单，有笔记本记录，谁也推脱不掉！
一时间，黄伟的围棋水平突飞猛进，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这份白菜价。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他收藏了十几本漫画书大小的围棋小册，从中偷偷记下了许多固定的套路和招数。我实在忍无可忍，以“你根本就不看”为由，把这些围棋小册全部没收了（至今还收藏在家里书柜的一角），这样就恢复了战场的生态平衡。
当年呼唤我的，不只是高圆圆和绿珠。在中央芭蕾舞团宿舍楼二楼的南侧，有一间很大的练习室。每当我转上楼梯，经过此处，总忍不住驻足，透过门缝凝望眼前的风景：芭蕾舞演员们，她们的修长身姿被白色的练习服紧紧包裹着，扬起如花般绽放的笑容和胸脯，不停旋转着，跳着令人屏息的曼妙舞姿……在那个爱情与物质同样贫乏的年代，这些青春绝色的场景，总让我流连忘返，给了我无数暧昧的幻想，让我羡慕嫉妒恨黄巍能与美女朝夕相处。
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我和黄伟又开始打架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宿舍楼和中国政法大学7号楼差不多，都是典型的筒体建筑，没有空气对流。我们俩都光着上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但还是大汗淋漓。在我头晕目眩的时候，黄伟从墙角掏出一台摇摇晃晃的电风扇，但宿舍里只有一个电源插座，被冰箱占了。由于当时抗暑是首要需求，黄伟毫不犹豫地拔掉了冰箱的插头，换上了电风扇的插头。
这次不经意的小插曲，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大约一周后，我再次走进中央芭蕾舞团的宿舍楼，楼道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怪味。我捂住鼻子，敲开黄伟的宿舍门，却看到黄伟坐在床上，一脸郁闷。
“妈的，惹祸了！”黄伟伤心欲绝，仿佛见到家人解放军一样。“昨天才想起来，冰箱插电忘了插！”本来，不做饭的单身汉的冰箱，基本就是摆设。但爱炖菜的黄伟，总想自己做炖菜。他把一大堆小肠、猪肺等“猪杂碎”食材，都存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经过近一周的内部发酵，“全都变成了一堆烂汤，一开门，就喷了我一身！整栋楼都臭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黄伟悲痛欲绝的抱怨。当年，那是老式冰箱，冷冻室位于楼上，与普通人差不多高。浑水冲出来的惨状，可想而知。
至此，我终于明白，刚才路过练功房时，那些伸腿劈叉、挂脖的芭蕾舞演员们，一个个咧嘴大笑，神情痛苦，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优雅从容，想必也和她们屏气凝神、呼吸困难有关。据说，中央芭蕾舞团宿舍楼这次“空气污染事件”的后遗症，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我猜，那个天真烂漫、人气爆棚、某些女演员眼中“白马王子”的黄巍，在那段时间里，一定成了那栋楼里人的公敌。
四
90年代中期以后，同学、朋友各自步入了谋生的平凡轨道，忙碌的生活里，做卤肉的约定越来越少，卤肉不再是一个集体的节日，而更像是一种孤独的回忆。
即便如此，这种大众化的生活乐趣也随着城市繁华的进程而被逐渐剥夺。那些在往昔岁月中留下难忘印记的卤煮地标建筑，一一被推入记忆的废墟。小西天的卤煮馆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清朝时期虎坊桥的“小长陈”小店面，也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中湮没无闻；六年前，我调到现在的西单缸瓦市单位，巷口有一家老卤煮店，那是我最爱吃的早餐店。可突然有一天，当我像往常一样匆匆赶去时，却发现招牌在一夜之间换成了西饼屋……
卤煮在这座城市里并没有灭绝，但在资本的利剑之下，它被赶出了曾经生存的巷道，被赶到了繁华的闹市，从不雅的厅堂到豪华的酒店，一路奔向了名利双收的金路。在这场华丽的蜕变中，富丽堂皇的大楼打败了古朴古朴的小店面，装潢精美的包房赶走了布满灰尘的木质桌椅，“中华老字号”、“名店”等金字招牌篡改了祖传手艺的口述历史，达官贵人的题词超越了下层民众的名声，接待员的风骚姿态扼杀了卤煮摊贩们真诚的笑容，开着汽车的中产阶级偶尔调剂口味的需求也阉割了骑自行车的普通民众对不那么奢华生活的渴望……
王英强烈要求参加的红烧肉宴终于在两个多月前举行了，地点是南三环草桥附近的“小肠陈”华乡旗舰店。经过一百多年的沉寂，侧身胡同里的清朝“小肠陈”终于搭上了新时代的经济战车，在短短十几年间迅速成长为拥有数家豪华分店的连锁餐饮企业。
参加这次卤煮比赛的有我们班的王江、宁伟武、钱小斌、王颖、刘成（4班）。当踏进霓虹闪烁、装修华丽、汽车堵门的旗舰店时，一种莫名的陌生感涌上心头——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卤煮店吗？虽然店里还是单碗卤煮——价格涨到了近20元，但主打菜还是卤煮火锅——把“猪杂碎”全部放进一个大火锅里。邀请我们的朋友，大多都会选择这个象征团结温馨氛围的大火锅。我们也不例外，忍不住坐进包间，点了一大堆与“猪杂碎”有关的新菜……
奇怪的是，在付出的钱可以让我们吃200多碗luzhu之后，我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乌胡（Uzhu）或《时代之神》（God of time）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偷走了我们的味蕾，伴随着被掩盖的，“失去”的民族过去，我们逐渐消失了过去，并悄悄地陷入了当今世界的麻木之中。
（这篇文章是从Aji的个人博客“天马的认罪小组”中转移的）
